这要从另一件事说起,新西府的工厂企业基本上是百分之百的纯国企,居民的房产全都是由政府机构或者企业分配,所以往往一个社区里居住的都是同一家企业的员工和其家属。
在这种环境下,新西府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以单位为主导的社区管理体制,工厂企业里一般都会有一个“生活副厂长”“生活副经理”之类的职位,专职管理员工的生活,和顾南明所知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那种“单位大院”有很多相似之处。
但新西府却还要更进一步。新西府就是一座城市,周围没有农村,而且城市人口的流动性实际上很差,和灾变之前的城市实实在在属于两个不同的东西。在灾变之前,顾南明的那个时代,一座城市的管理体系可以分为四个层次,市政府,区政府,街道办事处,居委会,然后党组织在每一级都设置党委。
但新西府在漫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基层社区管理体系,简单来说可以归结为两个特色。
首先是区政府直接管理社区,其次是单位企业参与社区管理。
当然,企业也是完完全全的国企。
这就意味着,新西府的管理少了两级,或者说少了一级半,从区政府一级直接垂直管理到基层社区,取代了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,社区的党委会本身就是一个直属于区政府的行政机构,然后以此为中心建立一个社区委员会,社区管理委员会又是由企业参与的,相当于承包了开发商、物业公司的职能,同时还负责管理居民。
整个新西府的行政体制都是围绕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建立的,社区一级没有这种会议,但是会有相关人大代表组成的小组,和管委会一起并列行使权力。企业专职管理社区的物业部门将自己的利润上缴社区,社区进行管理,利润全部留在社区,形成了一个小范围生态内的自给自足,等于本地居民直接交税来维持社区管委会,没有中间商赚差价。
这就导致新西府在社区一级的办事效率非常之高,成本也低。在平时,区政府不需要自己插手大小社区的日常工作,只要将派出所、税务所等职能机构派过来就行,而命令一旦下达,几小时之内就能迅速落实到城市的所有社区当中。
另外一个优点在于掌控力,小区内基本上都是同一个企业的员工和其家属,员工的工资情况和每个月发放的票证企业自己很清楚,因此一旦到了这种时候,需要政府来统一进行管理,挨家挨户分配供应物资了,居民的信息直接从企业那边拿过来即可,都不需要额外的调查。同时一旦有人确诊,和他有关系的人,潜在的感染者,迅速就能被寻找出来,进行隔离。这种高效和细致,就意味着在危机面前的强大适应能力。
一个工业化的社会,毕竟不适合搞运动化管理,不能用搞运动的方式去搞管理,而是要求精细的量化控制。
新西府在目前阶段采用的是对所有社区的一刀切,统统封锁,但这主要原因还是在于,现在的疫情还处于初期爆发阶段,对病毒的传播途径,传播能力以及潜在患者群体都有哪些统统不清楚,属于必然的过激反应。而等一切都明朗起来之后,可想而知,新西府会开始逐步解除这种风险控制,至少会出台一个指标,将疫情的严重程度分成几个档次,然后按照不同的严重程度来推行不同的管理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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